[9] 竺乾威：《改革的逻辑：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
实际上，本案中潘石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应否运用合宪性解释是两回事。民法合宪性解释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宪法审查机关对民法规范实施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和普通法院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解释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
为避免民法合宪性解释的滥用，启动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问题值得认真研究。[17]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为回应社会变迁，近代民法开启了向现代民法的转型，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契约自由的施行受到诸如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禁止权力滥用等原则的限制。但不同类型的部门法对于事实条件和规范条件的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对合宪性解释一般原理的研究，[3]还是对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专门研究，[4]均是如此。
通常的法律适用系依据法律规范对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作出裁判，合宪性解释的法律适用则是依据宪法对法律规范的多元解释方案进行最终判定，并不直接面向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对于当事人在民事审判中提出的宪法权利诉求，法院应当在审查其是否符合合宪性解释条件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说明。显然，全国人大在下放要求权时排除了国家主席，由此可以发现五类主体具有的第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在宪法上具有重要的实体性权力。
既然监督是相互的，就必须对要求对象进行扩大解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宪法上处于并列地位，没有理由前者可以监督而后者却不能监督前者。57受这种‘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担心因宣布法律法规违宪无效而破坏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和谐，不愿通过硬性和严格的程序规则去解释宪法，而是以具有协商程序的立法替代宪法解释。2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民主集中制原则较多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因此其他国家机关间的相互监督在1982年《宪法》中并不完整。
22林来梵:中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式的‘鸡肋，载[法]费迪南德·梅兰-苏克拉马尼昂、韩大元主编:《中国与法国的合宪性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在权力行使无章可循的前提下，要求主体自然更倾向消极怠工这一安全的保守立场。
在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家权力机关之下的其他机关包括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及2018年修宪新增的监察机关。事前的依提请审查规定于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和1974年修宪后的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有权将法律在其颁布前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9 审查要求权不仅仅在效力上强于审查建议，而且在一般意义上也是审查启动机制中效力最强的机制。41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34页。
再加上传统的备案审查、批准审查和撤销权等大都是脱离具体案件的抽象审查，难以从数量庞大的法规体系中筛选出具有审查价值的对象，相关审查活动易沦为一种非精细化的文面审查。42于是，每个要求主体都选择了过于谦抑的立场，本来预期要求主体相互监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看到的却是一团和气的共谋。为消除要求主体之间一团和气的共谋，促进它们开展相互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督促各大要求主体制定行使其要求权的细则。尽管2000年《立法法》原本没有涉及司法解释及其审查问题，但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要求审查和建议审查已经补充规定在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1、32条中，并形成了相关审查实践。
8也有学者将我国的法规审查建议定性为一种法律权利，并认为它不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使我国公民具有了一定的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的权利，参见胡建淼、金承东: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法学家》2005年第2期，第135页。33丛文胜:军事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2页。
17由此，审查机关与被审查的民意机关之间形成了若即若离的二元结构。那么，与主动审查并列的被动审查机制是否会受到挤压?随着宪法审查制度的未来日趋明朗，审查要求机制反而前景暗淡?审查要求机制本身会不会由闲置走向消亡?本文尝试着在宪法规范脉络中阐释《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规定的法规审查要求，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掘审查要求机制对未来完善宪法审查制度的价值，从而努力唤醒一项原本有意义的制度并防止其走向消亡。
如果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其他机关、组织和公民个人发现法规、规章同法律相抵触时，应当逐级向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机关提出，由这些机关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但这一问题与本文论题无涉，本文探讨的审查要求属于程序性设置。8因为所谓建议在字面上只是向被建议者提出并供其参照和考虑的主张和意见，是否启动审查程序完全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量。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能力有限，而且还需要承担审议法律草案等职能。9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51页。但实际上，审查要求是存在具体案件基础的，背后是五类主体的最高执法权、其辖下的所有机关和个人及具体的执法过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自我审查是既不可能亦无意义的。19 由这种至高地位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进行宪法监督的过程中，其审查职能亦不受诸如此类的限制。
孙煜华、童之伟:让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形成特色并行之有效，《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58页。55《立法法》第79条确立的‘法律优于行政法规之适用规则通过法院的个案处理间接地影响了对《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句立法原意的理解，或者说，《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句应当被置于《立法法》的适用规则体系中予以重新解释。
22这种审查由于脱离法律的具体实施过程，是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的。13 1982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种审查职能。
47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6页。一言以蔽之，五类主体的审查要求承担着发现、总结、提炼和过滤法规瑕疵的功能。参见《公务员法》第13、14条，《法官法》第3、7条和《检察官法》第3、8条。因此，唯独五类主体具有要求权，而其他主体只具有建议资格。
对此，林彦教授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强调执政党统一领导、分工不分家等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对其他系统国家机关开展监督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具有立法权的各类主体大多都开足马力不断立法，由此，数量日益庞大的成文法体系逐渐形成。
35考虑到其特殊性，《立法法》亦对其审查留有余地。21成文法体系在实现数量激增的同时，必然会衍生出质量问题，日益严重的法规范冲突逐渐浮出水面。
如前文所述，审查要求在与不同职权的要求主体结合时，可能会形成形式和特点各异的审查提请。并且，我国亦不需要借鉴法国、德国的经验在移送期间中止案件审理，因为它过于繁琐而无法与现有司法体制相衔接。
4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7页。否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放弃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责任(《宪法》第5条第2款)，而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是不可接受的。作者简介：王建学，法学博士，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因此，提出审查要求是一种正式的审查启动程序，一旦有权机关提出了审查要求，就要进入正式审查程序。
参见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3页。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33页。
我国三类法规并列作为审查对象的背后则是复数立法主体。(一)与审查建议的对比 2000年《立法法》第90条在创设法规审查机制时共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了审查要求，第二款规定了审查建议。
当然，要求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只是启动审查程序，监督的最终实现仍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28基于这种定位，审查机制自然应当瞄准议会所制定的法律。